《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7月11日第三版刊登我校毛嘉陵的文章：《从文化角度谈肿瘤防治》，全文如下：

多年来，肿瘤防治严重忽略了从人、生命、人类认知、心理、思维等文化视角提出解决方案，不仅误导了医疗技术的合理应用，也误导了患者的就医选择。实际上，肿瘤的防治不仅可以通过“中西医优势互补”取得成效，同时也不必回避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实现生命的自然自在和文化自觉——

从文化角度谈肿瘤防治

——建议肿瘤心理医师全程介入肿瘤治疗

人类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实体，而是一个具有高级思维功能的生物体，也是一个文化资源的创造者和信息接收者，这就意味着人不只具有自然的生物属性，更具有文化的社会和心理属性。

多年来，无论社会上还是医学界在进行肿瘤防治时，更多的是从单一的生物层面和理化技术层面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严重忽略了从人、生命、人类认知、心理、思维等文化视角提出解决方案，从而导致了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对肿瘤及其治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混乱认识，这不仅误导了医疗技术的合理应用，也误导了患者的就医选择，更误导了整个社会对肿瘤的态度和相关医疗政策的制定。

正视不同“认知观” 探索中西医优势互补

在人类社会实践和研究中，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人类不同的认知路径和不同的侧重点。中西医是在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知路径下形成的两种医学体系，它们的医学健康思想观念、认知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文化的3大核心构成方面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经期望将中医与西医各自的长处结合起来，创立一门新的医学，从而开展了大规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开展了很多科学研究，但却忽略了东西方文化在核心价值观上存在着的本质差异，以及截然相反的认知路径，因而虽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至今尚未真正形成一门新的独立的医学科学体系。2004年陈可冀院士在香港预言：“目前中西医合作仍未能大规模地将两种医学结合，但依照现时的发展趋势，最快需时10年方可望初步达至中西医在医学上的结合。”

近年来上海东方肝胆医院院长吴孟超院士在与北京伟达中医肿瘤医院的医疗合作中提出“中西医优势互补”的概念。他们主张的中西医优势互补，具体的方案是在肝胆肿瘤的治疗全过程中，探索让中医与西医充分介入，在治疗的不同阶段，让中医或西医单独、或中西医联合进行治疗，而这种治疗不是让一个中西医结合专家完成的，而是让中医与西医专家各自或联合完成的。这虽然不是我们已追求了几十年的那种创造统一的新医学体系的理想目标，但不失为现实条件下中西医合作为患者服务的一种务实的新探索。因此，建议在肿瘤防治上，要改变单一的“以物质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中医与西医应携手创造设计“多维的防治肿瘤系统方案(或指南)”。

回归自然“整体观” 寻求和谐共生

中医和西医研究的都是生命和健康的规律，维护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在这点上他们没有本质区别，但是中医和西医研究的角度、思维模式、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却有很大区别。西医的药物、手术或者其他手段的针对性都很强，就是要将那个解剖实体的“病变”去掉，而中医则考虑怎么调理人体的生命状态。

如果临床上将疾病的病理后果或病变实体，作为解决问题的核心关注点，而且只是简单地或者采取极端的对抗性的手段，即使有可能采取手术或现代高科技轻而易举、十分完美地将肿瘤等病变实体切除了，但没有调整或改善造成这种病理后果的致病环境，疾病很可能还会卷土重来，很多肿瘤患者术后又会复发。甚至有时候手术反而促进了癌细胞的扩散，还有不少患者直接就死在手术台上。更为可怕的是，术后紧随着的化疗、放疗不仅会给患者带来新的肉体痛苦和心理变异，而且还会让本已体质虚弱的患者更是虚上加虚，抵抗力更加不足，更容易复发或新生肿瘤，这就给康复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中医的医学理念充满“和谐”的思想，中医临床则十分主张调和的治疗原则。由于不利的环境因素众多，不可能都能彻底地避免和消除。因此，中医主张在治疗手段上以调和为主，通过增强机体的正气，与各种不利因素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和谐共生”。中医主张以扶助自身的正气为主，祛邪化瘀为辅，甚至主张与肿瘤和谐相处，并尽量抑制肿瘤的扩展，以减轻或消除症状、提高生存质量为目的。现在西医也逐渐认识到了“带瘤生存”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意义。

树立正确“生死观” 坦然面对肿瘤

20世纪中国大陆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摧毁，中国人的生死观也被彻底清空，而西方文化中对生死的认知也未深入吸纳，新的生死观也没有形成，至多只有一些政治性的简单说教，这就使现代中国人对待生死产生了茫然，更不可能养成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生死观。因此，在以物质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中，过分突出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享乐，进而对物质的过分贪婪，这就必然会使人们更加恐惧死亡。对死亡的过分恐惧，不仅会扭曲正常的生活和对待疾病的态度，而且必定会严重影响生存质量和疾病的康复。

目前大家更关注的是防治疾病的具体方法，而并未涉及比具体的养生技术更重要的“探生命”和“修性命”等生死观的启蒙和培养，更谈不上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生命自觉。所谓生命自觉就是通过科学、文化以及宗教对生命本质和现象进行认知、对生命状态进行把握的能力。不仅要通过科学对生命的物质本体进行认知，而且还要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观念的角度，对生命现象进行理解和把握，使我们对生命不再被动和迷茫，而是更加主动、清醒和坦然。

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的生死观，虽然有可能与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认识不一致、甚至还长期被视为唯心主义的观念，却对生死提供了一种至今难以用科学解释和表达的方式。这就使几千年以来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域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并早已接受了的不同的生死观。

儒释道生死观的意义已不在于是否真实确切，是否能够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而是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以及产生之后，人们对自身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生命的价值、生命与死亡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深感迷茫之际，至少为人的存在与消亡提供了一种具有价值的甚至一定合理性的解释，并且从精神心理信仰方面提供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正能量。因此，我们除了可以继续进行科学探索以外，不必回避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获得精神依托，实现生命的自然自在和文化自觉。

古语有道：“药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通过以上的讨论，期望患者、患者家属和医师都应有正确的自然的生死观。对患者来说，就是越怕死，也许就越容易被吓死；不过分怕死，也许反而不死。而对医师或者说对家属、整个社会来说，是否应当在对待生命上也应适当地“顺其自然”？是否应当制定一种“医疗适度原则”，放弃过分的“救死扶伤”，以减少不必要的过多的医疗资源和医疗费用？事实上，对不少晚期肿瘤患者进行过度的医疗，不仅并未挽留住生命，而且还会给患者增加新的痛苦。

由于肿瘤已经成为人们印象中的一种恐惧度极高的恶性疾病，一旦患了肿瘤就会在心理上造成极大的阴影和压力。有些内脏器官肿瘤经手术后，也许只在患者的身体上留下一个伤痕，但其内心的恐惧心理未必就会在手术后完全消失，加之术后的化疗、放疗，还会带来很多痛苦，甚至还会继续加重。在现代医学治疗肿瘤的整个过程中，严重缺乏必要的心理辅导。因此，建议设立专职的“肿瘤心理医生”，全程介入肿瘤治疗，使患者在身与心两方面都能得到有效的积极的康复，同时使患者在面对生与死时能够及时调整正确的生死观，坦然面对肿瘤。

（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