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报》2012年3月28日第5版刊登我校翟双庆的文章：《生病因何起于过用》，全文如下：

生病因何起于过用

《素问·经脉别论》云:“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认为自然界春夏秋冬顺序递迁是四时阴阳有规律消长结果，与此相类比，人体的正常生活行为，无论饮食起居，还是劳作、情志等，都应有所节制而不可太过。太过而超出人体生理调节限度，损伤阴阳气血、脏腑功能则能致病，正如张介宾所云：“五脏受气，强弱各有常度，若勉强过用，必损其真，则病之所由起也。”这种病因观是与我国古代“过犹不及”、“过则为灾”的哲理一脉相承的，它从人的生活行为方式失和与过度来探讨病因，体现了《内经》病因理论的学术特点，并对疾病防治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后世医家以及后世病因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虽然“太过”与“不及”均可导致疾病，但《内经》更加强调“太过”，主要是因为“太过”致病急速、剧烈，危害更加明显。“太过”致病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理解：

第一，四时气候的过用：四季正常气候变化是人体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自然界关系密切，自然界的变化会对人体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中医理论“天人合一”整体观的重要思想之一。故《素问·生气通天论》云：“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若违背“因时之序”，气候反常，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太过或不及时，均可造成人体对“时气”的过用。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云：“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命曰气淫。”

第二，精神情志过用：精神情志是生命活动的表现之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适度有益于健康，若精神反常，情志太过，则为“过用”，过则为病。如《灵枢百病始生》云：“喜怒不节则伤脏”，不节制喜怒，病从内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云：“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又如《素问·举通论》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第三，饮食五味过用：饮食五味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后天之本。《素问·五脏别论》云：“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若暴饮暴食、饥饱失常或五味偏嗜，饮食不洁，均可造成“过用”，是为发病之因。故《素问·痹论》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生气通天论》亦云：“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热论》曰：“热病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强调过食肥甘厚味或者五味偏嗜可使疾病迁延难愈或者复发。李东垣对此多有发挥，云：“脾胃受劳役之疾，饮食又复失节，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饱食太甚，病乃大作。”

第四，劳逸过用：劳指劳力、劳心、房劳。劳逸太过即为过用。如《素问·举通论》云：“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素问·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乃为白淫。”又如《素问·腹中论》曰：“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素问·宣明五气篇》云：“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亦云：“若入房过度，汗出浴则伤肾。”可见劳逸太过而致病者，可涉及劳力、劳心、房劳等方面。

第五，药物过用：药物各具偏性，“过用”亦能致病。如《素问·腹中论》云：“石药发癫，芳草发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即明确说明五味各走其所喜，药性皆偏，攻补皆不宜太过，过量便可致病，甚至可使病情进一步恶化。所以《内经》提出了用药准则，即《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从原文语境来看，“生病起于过用”本指过劳伤五脏致病而言，即《素问·经脉别论》所言：“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但推广而言则具有病因学的普遍意义。“过用”即超越常度，无论内伤、外感，其发病之由，均因“起于过用”，如七情的过激过久、六气的太过、饮食的过饱与偏嗜、房事太过乃至纵欲等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生病起于过用”在临床治疗运用中尤其有实际价值，在治疗上，无论是用针、用药、推拿、按摩，均应适度而不可过之。现今临床中，有许多疾病的发生或加重是由于过度治疗所引起，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无问其数，以平为期。”提出治疗应适事为度，补泻均不可过用，即“无盛盛，无虚虚”，强调使用各种方法治病，应中病即止。以药物运用为例，《内经》认为，疾病的本质是在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下，脏腑阴阳之气发生偏盛偏衰，药物则是禀受天地阴阳之气而生，而不同的药物，其接受天地阴阳之气的偏盛不同，故可针对人体脏腑之气的偏盛偏衰选取不同的药物以纠正之。由于药物均有偏性，故古人谓之“毒药”，用之过度往往致人脏腑之气发生偏颇，故用药应恰到好处，中病即止，否则就可能产生新的疾病。正如缪希雍所云：“夫药石禀天地偏至之气者也。虽醇和浓懿，号称上药，然所禀既偏，所至必独，脱也用违其性之宜，则偏重之害，势所必至。”

（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