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报刊登我校朱明、丁洪磊的文章：《中医史上三件事诠释——学术因争鸣而发展》
中国中医药报
中医史上三件事诠释——学术因争鸣而发展
学术争鸣始终伴随着中医药的发展。尤其金元以降，中医学派逐渐形成，各个学派之间的争论更是让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由中医学派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学术上不仅仅需要兼收并蓄和相互学习，更可贵者在于当仁不让、推陈出新。现引几个由学术争鸣促进学术发展的实例。
争鸣1
病机理论：刘完素VS《内经》
《黄帝内经》的诞生，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其根据五脏的生理和致病因素的特点，将疾病所表现出的错综复杂的症状加以辨析和总结，演绎出“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的经典治则。
自隋唐以后，医家均尊奉《内经》为经典，私塾传授，悉出一家。这种师承方式，虽然对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决定了中医学自身的保守倾向。
金元时期的医家刘完素通过自己30余年对经典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指出：“若专执旧本，以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易改者，信则信矣，终未免于一隅。”。正是在这种信古而不墨守的思想的指引下，刘河间创造性地将“病机十九条”中的五脏主病归纳为“五运主病”，并发现六气致病的病机中偏重于火、热，而独缺燥证；因此，河间不仅以“火热”立论，而且增加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从而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六气为病”。
此外，他还将五运主病、六气为病作为疾病分类的纲领，把病机十九条所概括的症状由36种扩大到91种之多,为把五运六气学说有效地应用于临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争鸣2
清暑益气汤：李氏VS王氏
清代以前医家关于暑热论治，多宗金代李东垣之法。东垣的清暑益气汤方出自《脾胃论·长夏湿热胃困尤甚用清暑益气汤论》,篇中指出:“气虚身热，得之伤暑,热伤气故也。”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氏认为炎暑之时病身发热,是暑热太盛伤耗元气的缘故,可见素体元气虚弱被视为发病之关键。与此同时，东垣还认为:“时当长夏，湿热大盛，蒸蒸而炽,……其天暑湿令则一也。”他的这一观点,又注意到了长夏主湿、暑邪极易挟湿这一特点。从清暑益气汤的方药组成来看，此方重在益气、健脾、除湿，后世将其主要用于脾胃素虚，又感暑湿之证。
时光穿梭到六百年后，清代的一位温病大家王孟英，结合江南的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以及临床发病的特点，认为李氏清暑益气汤“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因而创制出了一个同名而全新的清暑益气汤。
他不同意东垣关于“阴暑”和“阳暑”的划分，指出“暑统风火而均属阳，寒统燥湿而均属阴，”又说，“阳中惟风无定体，有寒风，有热风，阴中则燥湿二气，有寒有热，至暑乃天之热气，流金灼石，纯阳无阴”（《温热经纬·六气属性辨》），其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王氏还指出暑多挟湿，但未必挟湿。所以，其所创之方主要由清热解暑和益气生津两部分药物组成，并果敢地应用西瓜翠衣和西洋参为君药，开接纳西洋引进药物之先河。后世多沿用此方治疗暑热之伤津耗气、而又未兼挟湿邪的病证。
王氏创建此方时，完全可以为该方另起一名，而他偏偏选择与李氏相冲突，而今世之人又有几人能具如此气魄！
争鸣3
人体阴阳：阳常有余VS阳非有余
宋元时期，医家的学术争鸣，致使“新学肇兴”，遂开“医之门户”林立的局面。“阳常有余”与“阳非有余”便是滋阴学派的朱丹溪与温补学派张景岳所提出的针锋相对的主要观点。
朱丹溪承朱子理学之正传，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对天大地小、日蚀月缺等自然现象的观察，认为人体在正常生理状况下，就存在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情况。他还指出，人往往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并最终导致“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从而倡导人们要节饮食与色欲，修身养性，使心君泰然而相火潜降，从而达到保精全神、益寿延年的目的。
明代医家张景岳早年对丹溪之书爱不释手，中年时将信将疑，至晚年则坚决反对。
早在《内经》中就有“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等论述，这些内容都强调了阳气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又从宇宙生成论的层面批驳了丹溪的观点，指出：“日丽乎天，此阳中之阳也，非太阳乎？月之在天，阳中之阴也，非少阴乎？水行于地，阴中之阴也，非太阴乎？火之在地，阴中之阳也，非少阳乎？此等大义，诚丹溪所未知”。（《类经附翼·大宝论》）自此，张氏遂提出了“阳非有余，阴本不足”的著名论点。
后世医家普遍认为，张氏之说补充了丹溪学说的不足，使中医的阴阳理论更趋于全面。
（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