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2010年12月20日第八版刊登采访我校图娅教授的文章：《白衣图娅》，全文如下：

白衣图娅

让那么多女专家55岁就退休，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个不可分割的医疗行为，支付费用的方式竟然还要分离，我认为这才是亟待考虑予以调整的。

人物名片: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特约督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

在蒙古语中，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统称“图娅”，寓意是“光辉和光亮”。 

熟悉图娅的人都说她“名如其人”，而图娅所从事的职业，也正如一缕阳光，温暖着每一个患者的心。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用中医疗法医治抑郁症病人，是1997年图娅在日本考察时萌生的想法:日本的抑郁症患者很多，当时我想，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患抑郁症的人群应该不亚于日本。 

回国后，图娅开始埋头寻找中医治疗抑郁症的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和临床实验，图娅发现，针灸、中药和抗抑郁西药联合应用，能显著提高疗效，减轻药物的毒副作用，在抑郁高危人群的早期防治领域有优势。不久，她在国内较早实现了对抑郁症患者实施中西医并用、针药并用、心理治疗的综合干预疗法。 

慕名就诊的患者下至八岁幼童，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多达数百人。图娅发现，近年来接收的病人中以年轻人居多，这也是让图娅最揪心的事情。 

“每次看到这些孩子被病魔和心魔折磨着，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儿。这也是我为什么建议改革教育体制的原因。”图娅说。 

我记得有个刚上中学的女孩子，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列，就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孩子总也走不出来，已经到了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的程度。”图娅很惋惜，她说，“这类孩子的知识面非常广，跟他们交流，我都自愧不如，可就是这么优秀的孩子，我们的家长和社会还是要施加压力。”话语间，图娅的手几次拍在办公桌上。 

“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几代人的期待，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是千亩地里一棵苗呀，孩子再怎么努力或者逃避，也摆脱不了这种弥漫在他们生活空间里的压力。”图娅说，一旦患上抑郁症，近八成患者都会有复发倾向。要医治抑郁症，还是得从“根儿”上、从改革教育体制上来解决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包括躯体上的、精神上的以及社会适应上的全面健康。这说明人类的健康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抑郁症患者的增多，让图娅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她觉得自己应当为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出力。 

“中医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说法，医生要不断查找病因，对症下药。”图娅表示，在2011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还会就精神卫生方面的问题，以及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问题，继续提交建议。 

“55岁退休，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图娅看来，医生与患者，应该是互相依附的关系。就像中医讲的阴和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没有哪一方，医疗行为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

“看病难是激化医患纠纷的原因之一。”图娅说，诊治费用高，有些是医师根据患者的实际需要开的方子，也不排除有些确实是医务人员为了自己的私利所造成的，比如，吃回扣、提成、开高价药和检验单等。但是，这种品质差的医护人员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是自律敬业的。图娅认为，看病贵的板子不该打在医生和医院这边，政府应该担当起对公民健康的责任。 

说到看病难，图娅指着诊室外说:“现在是下午四点多，一会儿到门口就能看到，已经有人在排明天的专家号了，一夜都得在外面冻着，太可怜了。” 

“看病难，难在专家少。专家为什么少?为什么年轻大夫坐在那儿就是没有人去看?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图娅庆幸自己是在高校教书，如果是在医院，现在55岁的她已经退休了。 

按照有关规定，副高以上职称，男女可以同年龄退休，即女性可以从原先的55岁退休，延迟到60岁。可惜的是，这一规定在许多行业和部门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图娅说，很多医院的女医生一到55岁，就被要求退休了。 

“医学专家本来就是稀缺资源，培养一个专家的背后是国家的大量投入。一般来说，45岁左右是医学专家的黄金期，正是开始出成果的时候。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没有子女负担，生活也较稳定。让那么多女专家55岁就退休，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图娅把自己的忧虑写进了建议。她建议尽快出台更为明确的措施，推动有关规定的执行，延长女医学专家的退休年龄，从而缓解“挂专家号难”的问题。这份建议得到了几十位医疗卫生系统代表的支持。

“医患纠纷，不是解不开的结”

中国医师协会曾做过调查，由于医患关系紧张，很多医生对自己的执业环境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恐惧。36.75%的医务人员有改行的愿望。50%以上的医务人员认为:医疗保护不够完善。考虑到医学的特殊性，90%以上的医务人员认为应有专门的法律保护医务人员。近90%的医务人员希望医疗纠纷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从这组调查数据中，图娅看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医患纠纷后遗症”。

只要发生医疗事故，医院、科室和出事故的大夫都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款。“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假如是你让科室赔几十万元，全科室的人都会埋怨你，你说这人际关系今后还怎么处?这个医生还可能专心致志地医治病人吗?如果医生连治病救人的积极性都没了，我们的患者还可能受益吗?” 

“已经有不少医生向我表露过，不敢再去尝试和探索，万一失败了，吊销医师资格不说，还要坐牢，不值!倒不如开一张传统的安全处方踏实。现在的情况是，即使积极治疗方案能让患者有生存或恢复的可能性，因为存在一定的风险，医生还是会选择维持现状的保守疗法。”图娅焦虑地用手轻轻拍着桌面说，“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医学发展停滞不前，人类健康没有人去维护，我们的医疗改革又怎么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 

图娅说，完全理解患者家属的心情，但是让她不能理解的是，在有些人看来，人只要进了医院就不能死，死了就是你医生没有好好治病。 

“这是误区，更是激化医患纠纷的原因。”让图娅更为气愤的是，一些人正是利用患者家属悲伤而脆弱的心理，挑起患者家属与医院之间的矛盾。其实，医患关系只有双赢或两败俱伤，没有单方面的胜负可言。医师每天战战兢兢地专注于“自我保护”，畏缩不前，医学的发展和患者的健康权利谁来关注呢? 

“我在讲课的时候都是这样告诉学生的: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也是死人的地方。正常情况下，患者应该是在医院里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如果多方积极医治无效，将会故去。”图娅说，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医学不是万能的。之所以称之为“医学科学”，是因为医学本身，并非已经尽善尽美，在当前和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将有很多需要不懈追求和深入探究的领域。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图娅和其他医药卫生领域的人大代表，针对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提出建议，希望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使其与《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相协调，在适当时候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上升为法律。同时，建议从医学专业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处理医疗损害，明确医疗损害纠纷的法律适用对象，对非事故性医疗损害，制定相应的处理办法和程序。 

基于医患纠纷的特殊性，图娅等代表还主张建立医事仲裁制度，在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设立专门的医事法庭，专门审理医患纠纷案件。

给医疗改革提建议

医改的基本目标是: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北京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小病进社区，大病去医院”，并且规定，未来两年内，参保的常住居民看病全部在社区首诊，否则医保不予报销。 

“改革的初衷毫无疑问，是从群众利益出发的。然而，实施的效果是:大医院依然爆满，小社区照样冷清。”图娅分析，症结在于居民对社区医院的心理认同还不够。

“社区医生的诊疗水平，不是靠投入一两年就能提高的。在目前社区医疗机构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强制首诊可能致误诊增多或延误病情。这可以是个目标，可引导和提倡，但不应该强制。”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图娅与其他代表提出了“大医院建立流动出诊制度”的建议，要求大医院的医生必须划出一定时间，在社区坐诊，并且将这种做法推广开来。 

图娅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首先能够满足一些疑难病患者得到高水平诊治的需求;其次，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增强社区医院与大医院的联系，更方便社区居民就诊。 

令图娅欣慰的是，北京市卫生局已经明确表态:推行社区首诊制，不会强制性“一刀切”。北京市卫生局还专门发文，强调社区首诊明确不包括急诊的危重症患者，只是针对居民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 

医疗改革中还有一项规定:医生在给患者开处方时，慢性病患者最多可以拿7天的药，其他疾病最多就3天。在图娅看来，这项规定有些舍本逐末。 

“杜绝‘大处方’对于节约医疗资源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要。”图娅说，基于这项规定，慢性病患者每周都要到医院开药，这不仅增加了医院就诊量，挂号、候诊等也会让患者疲惫不堪。 

医改还对每个病人(病种)每周的诊疗费额度作出规定。图娅算了一笔账:以三级医疗机构为例，一个医生每天至少要给60位患者看病，平均每小时接诊患者7.5人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医生要倾听患者诉说发病的过程、主要治疗经过、既往病史等等，然后选择治疗方案、开具处方和检查单据;还要掌握患者的费用支付类型、计算是否符合医保要求，这样的时间和内容之比，简直是“天方夜谭”! 

“老百姓觉得医药费高，其实还和很多医疗项目不能入医保、需要自己埋单有关。比如，某种情况下，治疗药物能报销，但注射费就不能报，一个不可分割的医疗行为，支付费用的方式竟然还要分离，我认为这才是亟待考虑予以调整的。” 

图娅表示，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她将以一名医改的直接执行者，对医疗改革提些建议。她认为，创造良好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不仅要求医疗从业人员和医院管理者的高度自律和牺牲奉献，更需要政府医药卫生政策层面上的全面关注和积极作为，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支持与公正监督。

（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