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的这个时节，我经人介绍，准备拜东直门医院的孙霈先生为师跟诊学习中医临床。而由于某些缘故，介绍的人不能亲自带我去和孙老师见面，只留了他的联系方式让我自己去拜访。那时我新来北京不久，在这所大学校园里尚没有一个熟识的人，学生对老师有自然又天生的畏怕，况且他又是大学教授，所以那段时间虽然一直打算和孙老师见个面，可是每当想给他打个电话，心中都会莫名地紧张，手举着电话不知所措。犹豫再三，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拨通了电话，硬着头皮自我介绍了一番，并想约老师见一个面，而出乎我的预料的是，老师谈话的语气十分地和蔼，告诉我他的办公室在哪，嘱咐我去的时候提前打个电话，以防他不在。

挂完电话，我长叹一口气，久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安全坠地，并觉得心里美美的。因为从刚才的谈话来看，“老头儿”人应该还不错，冲着这一点，我决定周三老师出门诊的时候就去找他，一来见个面，二来直接开始跟师。

凡事总难预料。到医院时的场景与我在车上想象的状况截然不同，诊室里满是人，早已围得水泄不通，最里面一位身着白大褂的老大夫应该就是孙老师了。我强忍砰砰的心跳，战战兢兢走到了他身后，看他看病。病号这么多，我也不好意思和他搭话了，心想就先这么站着吧，等下班了再跟老师说。当时我什么也不懂，看不出一点门道，只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半天送走一个病号。孙老师好像也觉察到有点不大对劲，回头瞅我了两眼。我如坐针毡，不知所措。最后，他转过身满脸疑惑的看着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小声如实的回答，接着他很严厉地讲到：“那你就干站这儿能学个什么呀？”，我听完只觉得一股热气往脸上冒，然后他放下手中的笔，指着一张空桌子说：“赶紧搬个凳子找个地儿坐下，该抄的抄，该记的记，不会的问问！”这时候一屋子的人全看着我被训斥，我只觉得满脸灼热一肚子委屈，没想到初次见面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灰溜溜从他身后走开， “老头蛮凶的”，我边走边在心里嘟囔。

碰了一鼻子灰，我只好乖乖的坐下抄方！没想到等看完了病，他又走到我跟前看我的记录，结果又是劈头盖脸一顿数落：“看你那本儿，都不能找一个好本儿啊，就不像个做学问的样子！”那天我毫无准备，随便找了一个很简陋的本，没想到这也被他发现了。

这之后我以为终于可以走了。没想到孙老师的惯例是看完病给学生分析病案，当天讲的什么，我不大记得了，因为当时我对中医还是懵懵懂懂，只记得我们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用师兄的话说是“咱们又是医院最后走的一拨儿”。

第二次去，我和老师对着脸坐，他开始教我认识舌象脉象。他讲得很细致，不厌其烦。有时候讲过的东西没记住，很害怕他提问，不过即使没答上来他也不怪罪，继续给你讲，久而久之，我很快学会了很多。

在以后的跟诊当中，无论有多忙，只要我在他身旁站着，孙老师总是很耐心跟我讲这是什么舌、什么苔、什么脉（他摸完脉之后会要求我们体验的），主什么病症、应该用什么基本方加减，等等。某个类型的病症讲过几遍了，如果再来同样的病号，他也会考考我们，让每个人开一张方子，然后再逐个点评。看完了病，他还是跟往常一样，留下来回答我们的疑惑、讲解他的临床经验。

老师很爱学习，给我们讲课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他说“这个是焦树德的经验”，“这个是颜德馨的方子”，“这个是董建华院士的药对，”“这个是我跟承德的老中医学的”，“这个是咱老孙家的方”，等等。并经常嘱咐我们都多跟几个老师学学，要“师从百氏，独树一帜”。

老师很关心同学，每次如果他有事要停诊的话，他总会提前通知大家，免得大家白跑医院一趟。春节回家的时候跟老师打电话告别，老师很关心的说我年纪小，刚从家里出来，路上一定要小心，要多长个心眼保证安全，并说开学回来有空来家里坐坐。当时只觉得心里暖暖的，手举着电话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最喜欢孙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我爸爸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样教你们！”

每一学期末，老师都要和自己的“孩子们”聚一聚。他会让师母不辞劳苦地张罗饭菜。在家里孙老师往往也要给大家加餐补课，有一次师母把饭菜准备好半天了，老师的课还没讲完，而且看上去一时半会儿还没结束的样子，师母又担心饭菜都凉了，就轻轻走到老师身边：“孙老师，孩子们可以吃点东西了吗？”“着什么急啊？”老师讲得正投入，却被师母打断，很不高兴。不过他回头一看，天确实不早了，虽然意犹未尽，也只能“以人为本”。

一转眼，一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我和我的导师孙霈先生也由素昧平生变成情同父子的师徒。记得王庆国老师在回忆刘渡老的时候曾说：技师易得，人师难求。我很庆幸自己结识了孙老师，相信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将让我受用终身。我深知老师对我也是寄予厚望的，我将勤学苦练，争取早日成才，为人民服务，为老师和母校争光。

                                                          （基础医学院学生  赵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