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2012年6月8日头版报道我校本科教学改革成果，全文如下：

北京中医药大学：探索培育大师之路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问出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在中医教育领域，这个问题显得极具中国特色。为什么院校教育难以培养出更具中医特色的大师名家？

“中医药高等教育具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殊性，就是以现代高等教育的形式，实现具有深厚东方文化属性的中医药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前者强调集团化、标准化、规范化，后者则讲求个性、门派等。”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翟双庆看来，这种矛盾使中医药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论和变革，更折射出中医药教育“钱学森之问”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院校教育的模式与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之间的矛盾。该校从2007年组建起的中医教改实验班，试着为此破题。

文化浸染：先当秀才再学医

2010级中医教改实验班学生柳华锋这样评价他的班级：“与想象中很不同。”

入学前，柳华锋从身为中医师的母亲那里陆续了解到一些中医。但是，真实的教改班学习经历与母亲的描述大有出入：原以为第一年会先学《中医基础理论》，没想到意料中的课程没学到，反倒学了很多看似与中医关系不大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中医药人才成长，首先是要建立起国学根底。”翟双庆解释，中医药学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其基础、语言都打上了深深的国学烙印。古谚“秀才学医，笼中捉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医家就有共识，越能深刻体悟中国文化及思想，就越容易洞晓中医的精髓。但在中学阶段，学生接受的是西方近现代科学。“如果按照以往的教学模式先学《中医基础理论》，连那些最基本的阴阳、五行、精气，学生都像听天书一样，教学效果也就事倍功半。”

为了让学生有一个从西到中的过渡，教改班试着在中医基础课之前开设先导课，进行中式的“文化浸染”。对于这一改变，柳华锋觉得受益不少，打了一年的基础后再学中医理论课程，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有普通班的师兄师姐来打听我们上什么课，听完以后都羡慕得不得了。据说，他们当年‘硬着陆’得很痛苦。”

实践跟进：一人多师早临床

教改需要正视的第二个中医人才培养规律是早跟师、多实践。人们耳熟能详的历代名医和现在的国医大师，大都是从小跟师临床，经年累月成就高超医术。

中医药高等教育，学生起步时已经十七八岁，“童子功”怎么练？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答案是在自主招生上做文章。“我们招生时优先考虑有中医药家传背景、对学习中医药有热忱的学生，招生试卷中也加入一定的中医药基础考题。”翟双庆分析，这些学生或者从小就耳濡目染，已经受到一定的熏陶；或者在兴趣的驱使下，主动了解了相当的中医药知识，等于有了一定的“童子功”基础，学习起来效果会更好。

事实也证明了教改设计者的预想。“这些孩子思维活跃、开阔、领悟能力强，提出的问题很有见地和临床针对性。”青年教师陈萌直言很喜欢这些爱提问的孩子。据介绍，目前教改班已经有不少学生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学术论文，甚至有人出了书。

而在翟双庆看来，自主招来的教改班学生，还具有另一个优势——能够多临床。为每个学生配备多个导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改班的一项创新举措。“家人有干中医的，经学校审核认定，可作为学生的校外师承导师，自大一开始，寒暑假每周带学生出诊3次以上。”翟双庆介绍，除此以外，学校还为一、二年级的学生配备了中医传统文化导师，为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每人配备临床导师，“学生每周至少跟随校内导师出诊一次”。

谈到多导师、早临床的好处，翟双庆颇有些得意：去年，该校附属东直门医院举行实习生临床技能大赛，在与多个七年制硕士班的竞争中，教改班学生一举夺得4个单项中的2项第一，并取得全能第二名的好成绩。

2010级教改班学生窦豆发现，除了课程顺序，甚至连自己的教材都与其他班大不相同。“其他班上《中医基础理论》，我们上的是《中医基础学》；其他班上《中医诊断学》，我们上的是《辨证论治学基础》……”

“变的可不止是课程名称而已。”陈萌以自己教授的中医基础学为例介绍，传统的《中医基础理论》包括三大块，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知识，也就是阴阳、五行学说等；二是人体生理知识，如脏象、经络、气血津液等；三是临床基础理论，包括病因病机、治法治则等。“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第一部分如果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讲，根本展不开，学时严重不足。第三部分又与中医诊断学、中医方剂学有重合，到开这些课的时候，讲重合部分吧，浪费学时；直接跳过又怕学生跟不上。”

针对这一问题，教改班仅保留第二部分，加入中医诊断学的针法部分、方剂学和中药学的总论部分，成为全新的《中医基础学》。第一部分扩充变为系统的先导课，第三部分则打散分别归入其他相关课程。

在目前的中医药大学通用教材中，这样的逻辑不清、接续不畅还有很多。“中医诊断学和方剂学中重合更多，而且体系架构也完全不同。”该校资深教师、著名中医专家王天芳感叹，以前仅靠学生硬生生地适应、参悟，很多学生最终也未能把两者融会贯通。她更欣赏重编后的《辨证论治学基础》，这门新课融合了中医诊断学中的辨证部分、中医方剂学中的立法用方部分，把打通课程障碍的重担放在基础更厚实的教材编者和教师身上，“我们工作量虽然大了，但学生学起来毕竟轻松多了”。

未除障碍：新教材与其他体系不配套

重编教材，被认为是该校教改的最大突破和最难之处。

“首先，新教材对编者和老师都提出了很高要求。”陈萌坦言，新教材突破了原来范围，加入了新的内容，这就对教师的知识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目前该校能驾驭这种课程跨越的老师也有限。

在王天芳看来，拉其他老师“入伙”编教材、教课不容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多数教师对这次艰难的教改，仍持观望态度。“这当中有一些障碍还未扫除，比如新教材与其他体系的不配套。”王天芳解释，这种不配套，首先就表现在与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医师资格考试的对接不畅，毕竟，教材知识点、理论和课程架构已经大不相同。

“医师资格考试我倒是不太担心，听师兄师姐说，真到考试的时候，那些低年级学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反正都是要重新学起。”窦豆乐观地表示。

至于考研，“2009级之前的教改班用的还是通用教材，重编是从我们这一级开始的。”2010级学生陈梓尧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果不在本校读研，考外校研究生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翟双庆想得更远：“我考虑的是，学生今后的成长轨迹。中医人才并不能局限于单纯的院校培养。不管我们捏了多好的坯子，要成长为名医，最重要的还是在工作岗位上的精进。如果现在中医医院特色不明显、分科太细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培养大师的愿望就难以实现。”

编 后

“中医认人，西医认门”。有人认为，医学人才的培养对中医来说更有着迫切的需要，中医教育改革也更为紧迫。应该说，所有医学教育改革的着力点都是针对医学人才培养和使用中的缺陷而进行的。大师的成长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基础教育，时代、环境的塑造，更包括大师自身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以及高尚的医德等。在此过程中，院校教育承担着打基础、树德行的重要责任，同时，医院、医改、整个社会也都要为优秀医生成长营造良好临床、学术环境和给予必要的支持，医生自己更要对自身修养、技术的追求永不放松。

（宣传部）